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務長，同時於法律系任教，方元沂教授最初就讀的是大傳系，為了奠基傳播以外的專業知識而申請雙主修法律系，就這樣找到了一生志業。

畢業後，他到美國波士頓大學及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完成法律學的碩士與博士學位，並先後擔任伊利諾州的助理檢察官和紐約州的商務律師。他是如何從跨域學習展開美國律師之路？又在執業時看見什麼？

讀法律之前，我想當的是新聞記者和主播

「我大一的時候考進大眾傳播系，那時候的規劃其實是想當新聞記者和主播。」方元沂教授回想起當年在文化大傳系所受的訓練，平時不常考試，多在拍片，寫新聞稿、腳本和分鏡圖，為了參加各類型的影像比賽得成日與團隊同學腦力激盪。

正是在製作報導專題時，他發現大傳系的培訓聚焦於傳播的實務能力，但要完成足夠專業的報導內容，沒有跨領域的知識絕對不夠。

「我在大學時很喜歡看《洛城法網》，在當時是美國最紅的影集，製作人是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畢業的，他有律師資格，就用法律的背景去做法庭劇。」

追劇不忘自我啟發，在喜愛的法庭劇中，方元沂教授看見結合傳播與法律的雙專長成功實例，毅然決然地申請雙主修法律系，就此從傳播學院跨入法學院。

大眾傳播 X 法律，我的職涯方向開始轉彎

雙主修法律系後，方元沂教授深刻感受到兩個科系截然不同的訓練與思維方式，與重視創新、比創意、上課方式不為教室受限的大眾傳播學系相比，法律系則就法條及法理，進行大量的理解、分析與紙筆測驗。

但他也說，這不代表法律沒有創新的可能，只要在法條規範與法理基礎上，融合不同專業的視角，就能成就多元的法律思維，讓他越讀越有興趣。

「法律很有意思，當你用人生體驗跟法律結合，會很有感覺，就會突然了解很多事。」

大學二年級時，方元沂教授開始有到美國留學並執業的想法，雖然還只在描繪夢想藍圖的階段，但他意識到不管如何，都得先具備一定的外語能力；因此除了平時的自修，在大傳系的校外實習單位也刻意選擇英文報社《The China Post》，這些都是為了留學夢所做的準備。

大學是讀四年沒錯，但你可不可以念五年？

「我大學念雙學位，是念了五年，但其實最後一年我只有拿兩個學分。之所以不想四年念完的原因，是我想要在第五年好好地思考一下——我的未來是什麼？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在取得法律及大傳的雙學士學位之前，方元沂教授決定暫緩腳步，刻意在畢業前夕留下兩個學分，延畢一年。當時的他，終於得空將自己從雙主修繁雜的課業裡抽離出來，好好去思考自己是否該升學、要留學又該選擇哪個國家和學校。而他最終的決定是報考預官、服完兵役，接著到美國讀法律學的碩士。

「每個人都會有個想像中的自己，我在《洛城法網》裡看到美國的律師、檢察官出庭答辯的故事跟過程，覺得很有意思。如果有機會了解美國的法律、參與其中、站上美國的法庭，應該會是人生很重要的經歷。」

受到美劇的啟發，再加上實務面的考量——美國開放外國人報考當地律師資格，能夠有機會留在美國執業，且臺灣法亦有參考美國法的立法經驗，學成後得以將美國法的經驗帶回臺灣，方元沂教授因此選擇到美國留學。 

留學生辛苦嗎？語言和文化差異性是兩大關卡

「留學的困難主要有兩個，一個就是語言，但它是可以克服的關卡，第二個比較困難的是文化差異性。」

方元沂教授說，「語言」絕對是留學生不得不面對的第一關，但在校園裡，由於同學都知道誰是國際學生，縱使從口說能力和口音聽得出來不是美國當地人，大家還是挺樂意與留學生相處；並且，只要在美國待得夠久、肯下工夫，都一定能提升聽說讀寫的能力，無須太多擔心。

反而，文化差異性會是比較難突破的一關，尤其從臺灣這樣一個「全球宜居排行第一」的國家來到美國，不但三餐得自己下廚，考駕照、租房子、繳水電、申請電信⋯⋯都是與臺灣截然不同的體驗；而身為國際學生，想融入當地美國人的團體也沒那麼容易！

「看美式足球、棒球，都是美國人的重要文化！一開始可能你不會發現，到後來會發現要融入美國學生的團體，這是一個滿關鍵的部分。」

就方元沂教授的觀察，國際學生要想融入校內的學生團體，甚至是校外的當地人團體，務必要先學會美國人的文化語言，像運動、電玩都是常見的切入點。他自己就從看球賽、約去同學家組隊打電動，拓展交友圈，而不會只像各國的留學生各自形成小圈圈而已。 

在美國執業，得先頂過「你是外國人」的隱形壓力

自美國波士頓大學讀完法律學的碩士學位後，方元沂教授再到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攻讀博士，而他在這裡看見校友從檢察官轉入商務律師，再當上合夥人的先例，便以此方向為目標，努力保持法學院內排名前 20% 的好成績。

「我當時滿想要嘗試出庭，如果去一般事務所，通常要幫資深律師提包包個五、六年，才有機會。檢察官辦公室算是公部門，受限於人力考量，新進律師比較有機會上法庭。」

憑著好成績與平時的努力，方元沂教授闖過兩關面試，順利進入伊利諾州檢察官辦公室，擔任助理檢察官，而這也是他在美國執業時壓力最大的時期。

「剛踏入檢察官辦公室的時候，壓力很大！要開庭、要蒐集資料、整理資料，面對被告前要花很多時間準備。」身為檢察官辦公室裡唯一一個外國人，又有在校的好成績加持，實際能力究竟如何，全辦公室的人都在看。

「我跟當事人講電話時，我的 supervisor 在偷聽，其他人也都沒有聲音，大家都在聽我講什麼。」

原本在學校可以因為「國際學生」的身份而被忽略的口音問題，在正式執業時便無法迴避；與當事人討論案件時，還會遇到更深層的文化差異、當地保護主義等問題，唯有靠著自己的努力獲取前輩的信任，才能從幫其他檢察官準備案子，進階到獨自負責案子。

站上美國法庭，終於成就大學以來那個「想像中的自己」

「那一天終於踏上法庭，站在庭上，我說出『I represent the State!』，再看到法官回應，那是一個很難忘的回憶，是一個里程碑，我終於完成了一部份想像中的自己。」

在具有高度專業門檻的法律界，方元沂教授頂過「被質疑是外國人」的隱形壓力，終於得以踏上美國法庭，他自述這是一段「自我完成」的過程，也是個象徵他有能力服務社會的重大里程碑。

「在檢察官辦公室的那段壓力都通過了，後來就沒有特別覺得困難的事情。」在檢察官辦公室累積足夠的訴訟經驗後，方元沂教授轉而擔任商務律師，負責企業的契約審定、協商與談判，由於先前的磨練，他認為擔任商務律師的壓力不算太大，這樣的跑道轉換也很適合自己。

走過美國律師路，我想將實務經驗帶回臺灣

「我很喜歡電影《印第安納瓊斯》，主角就是將盜墓賊與考古學家這樣的實務與學術連結，我也滿喜歡分享自己的經驗、做研究，在大學當教授就有這樣的機會。」

 在美國執業一段時間後，方元沂教授想將實務經驗帶回臺灣的念頭越發強烈，他認為律師做久了，多在處理類似的事務，而回國任教能夠經常接觸年輕學子，不會與時代的脈動脫節，也能一邊從事法律實務，一邊將實務帶進課堂。

「法律是應用性很強的學門，我從實務界轉任教職後，經常與學生激盪出新的想法，對實務也有更好的看法和視野，是相輔相成的一件事。」

2008 年回國任教，方元沂教授成為文化學生心中的人氣教授，更被譽為「文化梁朝偉」；課堂之外，他也同時擔任新創公司的法律顧問，協助企業規劃股權結構、審定契約，不但延續自己在實務界的能量，也一面參與新興企業的成立過程。

他同時參與公司法修法，與公部門、唐鳳政委合作推動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立法，帶著學生一同做研究，深入產、官、學從合作到完成法律的整個過程。

而他從律師執業走入大學殿堂的職涯路徑，並不代表就是在「實務」與「學術」之間，選擇了「學術」，而是在兩者之間尋得更好的融合方式，同時找到對自己、為社會最好的戰鬥位置。

方元沂教授說自己以往都站在企業端，現在有機會在臺灣實踐自己的理念，運用自己的法律專業影響整個產業面，成為更好的人生經驗，同時也印證了他所說的「法律是一個一生受用的工具，當你學到這項工具、有能力的時候，真的要用服務的心態去照顧每一個人。」

受訪者簡介：

方元沂，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法學博士，美國波士頓大學法學碩士，曾在美國伊利諾州檢察官辦公室服務，並為紐約州執業律師。

返國後，除在中國文化大學、台北大學、東吳大學教授國際法、商事法、公司法和證交法等課程外，並擔任國際法律事務所、新創公司及公益團體之法律顧問，提供法律諮詢和建議。

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務長暨法學院社會企業暨創新法制研究中心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