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我結束了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為期一年的交換生活。要回台灣前，很多人問我這一年以來的心得是什麼？有沒有什麼體悟？覺得這邊的學校怎麼樣？有沒有文化衝擊？

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台灣跟美國的學校生活，有什麼差？」當這問題第一次拋向我時，我愣了好一會兒。並非沒有心得，而是感觸甚多，不知從何說起。

其實若先數共通點，也算不少，美國的學生一樣會拖延、抱佛腳，一樣會在 10 頁論文繳交死線前五個小時準備開始寫；當然，也總是有人比你早進圖書館讀書、比你反應更快、比你做得更好。但在那裡著實讓我感到驚訝的差異，是教授與學生在課堂上的互動。

讀書會般的上課氣氛

還記得在 UCLA 上的第一堂課，那是莎士比亞選讀；一百多個修課學生中，英文系與戲劇系的學生大約佔了一半的比例，剩下的皆為外系學生。當教授做完了自我介紹後，他拋出了一個問題「你們讀完了（課前指定的）文本之後，有什麼想法？」

當我猛一回神，那些伸起來的手已經多到足以讓教授需要思考幾秒鐘才選了第一位同學發表；但令我驚訝的是，他們並不只是單純發表自己的看法，而是會接續上一位同學的話，或是繼續延伸教授所回應的內容。

我驚訝地看著他們這樣一來一往的互動，頓時感覺走入了一場輕鬆的讀書會，打破了我對課堂固有的「教授講、學生聽」的印象。

在那裡，舉手發言並非像一個競賽，你沒有發言、或是你講得不夠好就輸了。反之，舉手發言像是參與一場對話，將自己的感受與觀點丟進這個思想的大池，每個人貢獻一點，最後大家都滿載而歸。沒有所謂「最好的答案」，只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想法。

經過了那一堂令我震撼的文學課，我發現我所修習的其他課程中，教授與學生也都有良好的課堂互動。而我從小到大在台灣的課堂中，當老師或教授提出一個問題後，教室氣氛通常是小心翼翼、凝重的，像是大家有意識地屏息，害怕戳破一層寧靜的薄膜。

當有人舉手發言，或是被教授點到回答問題時，就像是一盞無形的聚光燈突然打在那個人身上，不只聚焦了所有人的視線，也同時承受大家「他是否值得這盞聚光燈」的打量。

被「正確答案」制約的想法

我想，我們從小到大的課堂中，幾乎所有的問題都附贈一個正確答案，我們也已經很習慣在心中假設有一個已經存在的解答，我們所有的猜測都是為了向它更加靠近，並且最好一次答對。

因此，發表一個不知正確答案為何的想法，就像是開著一列脫離鐵軌的火車，變成一件危險的事。當教授拋出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時，我們便無所適從、不知所措了。

這並不代表我們沒有想法。只是我們太習慣依賴預設存在的標準答案，期待將教授的講解當成唯一正解填在答案欄裡，乾乾淨淨一目暸然，而不是往內探詢，試著在自己的思路叢林中找到自己的回答。

我在美國時，有一位同學曾在上課前跟我坦誠當天她只讀了一半的文本，但她並沒有因為沒準備好而不敢參與課堂討論，而是利用自己在前半段文本所得到的資料，與教授跟同學互動熱絡。

當時的我，雖然已經讀完文本，也做了許多筆記，卻仍然在猶豫是否自己講出來的想法會不夠完整、證據不夠充足，而啞口無言。我以為我已經準備好了，但是看著她在我旁邊熱切討論，我終於瞭解教授所想要知道的並不是我們都讀完了文本，而是我們與文本對話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想法。

我曾經認為「準備」就是在課前把文本讀完，但是到了那裡我才明白，讀完文本只是過程，掩卷時的觸發與省思才是我們所要追尋的。 

學校與教授對於發言的重視

除了根深蒂固的教育方式差異，我發現同學之所以敢於分享發言的良好風氣，教授與學校的用心也有功勞。在我修習的另一門文學課，教授在第一週時，就花了整整兩節課的時間讓同學自我介紹、互相認識彼此，而在之後幾週的課程，也都會不厭其煩地在每堂課撥出十幾分鐘的時間跟班上同學一起複習大家的名字，讓彼此更加熟識。

而這門課的討論總是很熱烈，同學與教授互動極好，我在這裡聽到了許多令人驚艷的見解，從同學身上學到的幾乎跟課堂本身一樣多。

而另外一堂課的教授，則善於鼓勵學生、給予信心，讓學生在課堂上感到自在。期中考結束後的某個假日，我收到了來自教授的一封信。內容大致為我到目前為止表現優異，希望我繼續保持。

我當時感到震懾，因為我並沒有在那堂課發言過，唯一可能讓教授在全班一百多人裡注意到我的只有我寫的一篇論文與期中考試。雖然我兩個項目的確都拿到不錯的成績，但我認為這不會是值得教授特別花時間寫一封信來表揚的理由。

不管教授的動機為何，這封信認可了我在這門課所付出的努力，也讓我知道自己的想法是被重視的。因此，在日後的課堂中，我開始鼓起勇氣參與討論。（推薦講座：早稻田大學何時宜：比起失敗的不甘心，不曾嘗試其實會徒留更多遺憾）

在課程設計上，「討論課」也是一個鼓勵學生發言與互相交流的安排。UCLA 的文學課程若是學生人數多於 50 人的大型班級，通常都會另外設置由助教帶領的討論課，補充課堂上介紹過的觀念、複習一些要點還有讓學生提問討論。

因為人數少，每一班討論課大約十幾個學生，所以所有學生都會有參與討論的機會。這除了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每個同學都能練習在在比較沒有壓力的場合發言，也是與同學們激盪想法、更加認識彼此的契機。

為什麼國外如此重視舉手發言這件事呢？

舉手發言，是一個將腦海中的模糊思緒轉變成精確並且可溝通的文字的過程。我要怎麼讓別人了解為什麼我會這麼想？ 要如何呈現自己的思緒，使之從一個主觀、發散、模糊的想法，變成一個客觀、可理解、具有說服力的論點？

在試圖用語言梳理自己的想法，並且找出輔佐的例子的過程中，更會重新思考自己論點的強弱、挖出更深層的思緒，發現不曾想到的靈感與侷限。

而參與課堂除了可以獲得教授與同學的立即回饋、聽到他人對於相同內容的不同詮釋，還能看見從不同角度切入文本的效果。同樣重要的，在課堂上舉手發言能讓自己在同學與教授眼中留下印象，可能會成為日後更深刻交流的契機。

從「聽課」到「參與」

我天生內向，從小到大在課堂上除非有惑待解或是被點名回答問題，不會主動發言。剛到美國時，看著同學們在身旁侃侃而談，心裡五味雜陳，又欣賞又苦惱。

欣賞的是同學們發言時信手捻來般的瀟灑與自適，且又說得頭頭是道；苦惱的是自己遲遲無法突破心中恐懼，舉手發言參與課堂討論。

對我來說，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就像是將一個尚未學會自我保護的嬰兒丟在路上。「大家會喜歡他嗎？」「會不會有人踢他一腳？」說穿了，我害怕的是把自己攤開在眾人眼前接受審視那樣赤裸裸的脆弱。

這些擔心化成心中一道高牆，讓我總是在最後一秒放下將欲舉起的手。當其他人都在熱烈討論，自己卻無法開口的壓力，一度讓我非常沮喪。

經過幾度思量，我決定既然我還不敢一次面對這麼多人，那麼我就先從一個人開始。於是我開始嘗試在 office hours 找教授討論課程內容，從一對一的學術談話讓我練習表達自己對文本的想法。

漸漸地，我在教授的回應中建立了信心，並且有一位教授給了我一個建議：在每堂課上課前，先思考當天文本內容，在紙上列出三個想法；開始討論時，就可以適時將這些準備好的觀點拋出。這樣子的練習能夠省去需要臨場反應、現場組合思緒的慌張。

同時，我也不斷提醒自己：最糟的情況是什麼？不過就是講差了，但不論表現如何，一年之後，我總是要回臺灣的，所以有什麼好擔心的？（推薦講座：UC Berkeley 卓亭均：內向的人同樣能在美國活得精彩！）

帶著事先擬好的稿子與背水一戰的心理建設，我走進教室裡，佯裝鎮定地坐下。第一次舉手時，緊張忐忑自然不在話下，但是當我開始在教授同學們面前發表時，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輕鬆，心裡壓著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地。

托著仍然兀自紅成一片的臉頰，我發現，只要勇敢跨過了那道自己設下的牆，其實舉手發言沒有想像中的難。而我也漸漸發現，只要有自己的見解、想法是獨到的，並且適時地傳達，話不需要多也會讓同學印象深刻，也能在課堂中有所貢獻。

幾天前，一位即將出國當交換學生的朋友問我「出國時，有什麼應該把握的事？」我想了想，回覆了「多嘗試舉手發言吧」。

或許在台灣，沈默是常態，舉手發言所背負的壓力沈重，但是在國外，發言才是常態，沈默的人將被淹沒在人群之中，所以何不趁此機會試試看挑戰自己？當我開始參與課堂討論之後，我發現上課更加有趣了，並且在互動的過程中，我的自信心也提升了。跨出舒適圈的第一步往往是最難的，而我很高興我做到了。